景和十一年，三月初九，会试。
天还没亮，沈砚就醒了。他躺在榻上，听着窗外呼啸的风声，心跳得比平时快了一些。他深吸一口气，又缓缓吐出来，反复几次，心跳渐渐平稳了。
该读的书都读了，该写的文章都写了，该做的模拟都做了。剩下的，就是考场上见真章。
他起身，穿上那件洗得发白的青布直裰，外面套上福伯去年给他做的那件灰布棉袄。棉袄已经旧了，袖口磨出了毛边，但厚实，挡风。
他将笔墨砚台装进布袋，揣上几块干粮，出了门。
天边刚露出一线鱼肚白，晨风很冷，刀子似的割在脸上。沈砚缩了缩脖子，快步朝贡院走去。
街上已经有人了，都是赶考的举人，三三两两，有的步行，有的坐马车，有的前呼后拥带着书童小厮。沈砚一个人走在人群里，不起眼，也不扎眼。
贡院门前已经黑压压地站满了人。沈砚站在人群后面，闭着眼睛，在脑子里把自己学过的那些东西过了一遍。经义、策论、诗赋——每一门，他都准备好了。
他不紧张，但心跳得很快。不是因为害怕，是因为期待。
两年的等待，两千多个日夜的苦读，所有的努力，都将在今天、明天、后天，在这座贡院里，见分晓。
鼓声响了三遍，贡院大门缓缓打开。考生们鱼贯而入，经过搜身、验明正身，各自找到自己的号舍坐下。
沈砚的号舍在最后一排的角落里，位置偏僻，光线昏暗。他点燃油灯，将笔墨摆好，等着考题发下来。
会试考三场，每场三天。
第一场，四书题和经义题。四书题出自《论语》：“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经义题出自《尚书》：“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沈砚看完题目，心中有了数。“学而不思则罔”，这个题目看似简单，人人都能写，但要写出新意不容易。
他想了想，决定从“学”与“思”的关系入手，不空谈道理，而是结合大雍读书人的现状——只会死记硬背，不会独立思考。读了一辈子圣贤书，到头来连圣贤说的是什么都不懂。
他提起笔，开始写。
第一场考完，沈砚回到别院，倒头就睡。第二天醒来，继续准备第二场。第二场是策论。三道策题，每道都要写一篇策论。
第一道策题是：“论吏治腐败之根源与治理。”
第二道策题是：“论西北边防之策。”
第三道策题是：“论江南赋税之重与民生之困。”
沈砚看完这三道题，心中暗暗庆幸。吏治、边防、赋税——这三样，他准备得最充分。陈先生教过他，谢临跟他讨论过，他自己更是在陈先生的《课业杂录》上写过无数遍。
他闭上眼睛，将之前练过的那些策论在脑子里过了一遍，然后提起笔，开始写。第一篇写吏治。
他直言不讳地指出，吏治腐败的根源不在官员个人，而在制度。官三年一换，视治地为传舍，搜刮百姓如豺狼。要治吏治，先改制度。延长任期，以政绩定升降。
第二篇写边防。他分析了西北的形势，提出了三个对策：整顿边军、修筑堡垒、屯田养兵。
第三篇写江南赋税。他指出，江南赋税之重不在朝廷的税额，而在于地方官吏的层层加派和豪绅的转嫁。他提出了清丈田亩、按亩征税、废除苛捐杂税等具体措施。
三篇策论，他写了整整两天。每一篇都反复修改，每一个字都反复推敲。写完之后，他的手在发抖，不是累，是兴奋。他觉得自己写得很好，是会试以来最好的一次。
第三场考诗赋。沈砚不太擅长，但他知道诗赋在会试中占的分量不重，只要不跑题、不出韵，就没问题。
三场考完，沈砚走出贡院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他的眼睛布满血丝，手指磨出了茧子，整个人瘦了一圈。福伯在贡院门口等着，见他出来，连忙迎上去。
“三少爷，考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