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又没写日记。
不是不想写，是写完之后它不见了。6月5日晚上，我坐在书桌前，把白天的事认认真真写了下来——去了图书馆，查了旧报纸，找到了一篇关于义冢的报道。写了大概八百字。写完把本子合上，放在枕头底下。今天早上起来翻开，昨天写的那几页是空白的。一个字都没有。但空白页的背面，有很浅的压痕，是我写过的字。不是没写，是被擦掉了。
#029橡皮擦不掉的字——不是擦不掉，是它挑着擦。它不想让我记下来的，就擦掉。
我试着回忆昨天写了什么。义冢的具体位置，同治年间的一次瘟疫，死了很多人，尸体来不及烧就埋了。还有一篇民国时期的报道，说有人在义冢旧址上听到地底下有哭声。这些内容，今天一个字都写不出来了。不是忘了，是写出来就变成别的字。我试了三次，写“瘟疫”出来是“吉祥”，写“哭声”出来是“笑声”。
它在改我的记忆。
我放弃了。今天不写那些了。写点别的。
上午出门的时候，走廊里的声控灯坏了。我拍手，不亮；跺脚，不亮。摸黑走到电梯口，电梯门开了，里面的灯光很白。我走进去，按了一楼。电梯往下走的时候，灯闪了一下，灭了。然后又亮了。不是故障，是有什么东西在灯管里爬过去，挡住了光。
#004灯下黑。
到了一楼，门开了。我走出去，回头看电梯，门关上了。灯又闪了一下。
下午去了趟医院。阿杰从icu转到了普通病房。他妈妈在收拾东西，他爸爸坐在床边削苹果。阿杰靠在床上，脸色还是很差，但比之前好多了。嘴唇上那块黑色的东西小了很多，只剩一个小点。
他看到我，点了点头。
我搬了把椅子坐在床边。他爸爸削好苹果递给他，他接过去，没吃，放在床头柜上。
“你还在查？”他问。
“嗯。”
“别查了。”他看着我，眼神很平静，不像之前那样充满恐惧，“查到最后，你会后悔的。”
“你已经说过了。”
“这次不一样。”他把手从被子底下伸出来，给我看。他的手背上有一条细细的黑线，从手腕一直延伸到中指根部，像血管，但颜色是黑的。
“这是什么？”
“它给我的。留个记号。等这条线长到指尖，我就会回去。”
“回哪？”
“它那里。”他把手缩回被子底下，“每个人都有一条线。你看不到自己的，但别人能看到。”
我低头看自己的手背。什么都没有。但他刚才看我的眼神，不像是在看一个没有记号的人。
从医院出来，我站在门口，把手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没有黑线。干干净净的。但阿杰说，你看不到自己的。也许我也有，只是我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