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陈发烧了。
早上我去他房间，他躺在床上，被子裹得紧紧的，额头烫手。体温计一量，三十九度四。手背上的烫伤结了黑色的痂，黑线从痂下面伸出来，像树根一样爬到了肘关节。白鸽来的时候带了一盒退烧药，小陈吃了两颗，又喝了一大杯水，烧没退。
“今天你别去了，”我说。
“去。最后几个地方了。”他坐起来，穿衣服的时候手抖得扣不上扣子。我帮他扣的，他的手指冰凉，像冬天摸铁栏杆那种凉。他看了我一眼，没说话。我知道他为什么坚持——黑线已经过了肘关节，他怕没机会了。
白鸽开车。垃圾站在宿舍楼后面，三面砖墙，一面敞着。车开不过去，停在操场边上，我们走过去。十月的风很凉，但小陈穿着厚外套还在抖。他走在中间，我和白鸽一左一右，像押送犯人。
垃圾站很臭。酸腐味混着烂菜叶的甜腻，还有塑料烧焦后的刺鼻。白鸽戴了口罩，我用手捂着鼻子，小陈没捂，他被熏得干呕了一下，弯下腰，半天没直起来。
我走进去，脚下踩到软烂的垃圾，往下陷。低头看，不是垃圾陷，是地面是软的。水泥地像橡皮泥一样，脚踩上去就凹下去，抬起来又慢慢弹回来。小陈跟在后面，他踩出来的脚印很深，像踩在沼泽里，边缘还冒着气泡。
耳朵里突然嗡了一声。
很尖，像有人在耳边吹哨子。我捂住耳朵，没用，声音是从里面响的，从骨头里往外钻。白鸽也捂住了耳朵，小陈蹲在地上，脸色惨白，额头的汗珠往下掉。耳鸣越来越响，像有人拿针扎耳膜，又像玻璃碎片在脑子里搅。
“出去！”我喊，但听不到自己的声音。嘴唇在动，耳朵里全是尖叫。
我拽着小陈往外跑。他腿软，几乎是被我拖出去的。白鸽跟在后面，脚步踉跄。到了外面，耳鸣还在，但没那么尖了，变成一种低频的嗡嗡声，像远处有发动机在转。
白鸽从车上拿出降噪耳机，递给我和小陈各一副。戴上之后，声音小了很多，但还能感觉到，像有人在胸口敲鼓，闷闷的。她的手在抖，但动作很快，又从背包里掏出一个手持噪音测试仪。屏幕上的数字在跳，不是正常的环境噪音，是频率，超声波，人耳听不到但能感受到。
“它在用声波攻击，”白鸽说，声音隔着耳机听起来很远，“高频的，能伤人的神经系统。”
垃圾站最里面，一堆烂菜叶下面，有一个铁皮桶。桶身锈迹斑斑，但盖子很新，像是后来扣上去的。测试仪指着那个方向，数字最高。我走过去，脚踩在垃圾上，软绵绵的，每一步都陷进去。小陈跟在我后面，呼吸很重。
我用棍子挑开盖子。桶里装着一团黑色的东西，像海绵，但表面有细小的孔，密密麻麻，像蜂巢。那些孔在动，一缩一张，像在呼吸。声音就是从那些孔里发出来的——不是一声，是无数声，交织在一起，像一千个人同时在尖叫，但被压成了人耳听不到的频率。
白鸽从背包里拿出一罐发泡胶，对着铁皮桶喷。白色泡沫涌出来，堵住了那些孔。声音变了，从高频变成低频，从尖叫变成呜咽。桶里的东西在挣扎，整只桶在地上跳动，像活物。小陈用脚踩住桶沿，白鸽继续喷，泡沫把整个桶口封死了。
声音停了。
桶里的东西不动了。小陈松开脚，后退了两步。突然，他倒在地上，全身抽搐。我扑过去，他的眼睛翻白，嘴里吐白沫，身体弓起来，像虾米。白鸽按住他的头，我从背包里翻出一支笔，塞进他嘴里怕他咬到舌头。他的牙齿咬在笔杆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塑料笔杆被咬出了印子。
抽搐持续了大概一分钟，停了。他躺在地上，大口喘气，眼神涣散。白鸽把他扶起来，靠在自己身上。我检查他的手背——纱布下面，黑线已经爬到了肩膀。从肘关节到肩膀这一段，一夜之间就蹿上来了。
“送医院，”白鸽说。
我们把小陈抬上车。他靠在座椅上，闭着眼睛，嘴唇发紫。白鸽开车闯了两个红灯，到医院的时候小陈已经半昏迷了。医生说是严重感染，病原体不明，需要住院。办完手续，白鸽坐在走廊的长椅上，沉默了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