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的第四次进攻被打退的时候，已经是中午了。
太阳惨白地挂在头顶，没有温度，像一块冰冷的银币嵌在灰蒙蒙的天上。硝烟挡住了大部分阳光，阵地笼罩在一片青灰色的烟雾中，能见度不到一百米。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火药味、血腥味和焦糊味，混合在一起，形成一种让人窒息的气味。
刘湘从指挥所走出来，脚步有些踉跄。他的左臂被弹片擦伤了一道口子，血已经把半边袖子浸透了，但他没有包扎，也没有跟任何人提起。他走到阵地中央，环顾四周。
眼前的景象让他心里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攥了一下。
阵地上到处都是人——躺着的人、坐着的人、趴着的人。有人在呻吟，有人在喊“妈”，有人已经不会发出任何声音了。伤员的鲜血把黄土浸成了暗红色，一片一片的，像是不规则的地图。
他从一个散兵坑走到另一个散兵坑，一个一个地看。他看到十八岁的刘老幺靠在胸墙上，脸上全是泪痕和硝烟留下的黑灰，但他的枪握得很紧。他看到林远志——那个从成都来投奔的大学生——正在给一个伤员包扎，满手是血，眼镜片上溅满了泥点，但他的手很稳，一点不抖。
陈翰文跟在他身后，手里拿着那个已经被血和汗浸得皱巴巴的花名册，边走边在本子上写。他的圆框眼镜只剩下一片镜片了，另一片不知什么时候碎了，碎片划伤了他的眉骨，留下一道浅浅的疤痕。
“营长，”陈翰文的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清，“清点过了。”
刘湘停下脚步。
“阵亡……四十七人。重伤不能作战的，三十五人。轻伤还能打的，五十二人。实际能战斗的……不到两百人。”
不到两百人。
出发时四百二十六人，现在能打仗的不到两百。伤亡超过了三分之一。
赵铁柱坐在一块石头后面，正在让卫生兵包扎左肩。一颗子弹打穿了他的肩窝，从前面进去、后面出来，留下两个血洞。血还在往外渗，把半边身子都染红了。卫生兵用酒精棉给他清洗伤口，他疼得额头青筋暴起，但嘴唇紧咬着，一声没哼。看见刘湘走过来，他硬撑着站起来，伤口的血又涌出来他也不管。
“营长，我没事，皮外伤。”
刘湘看了一眼他肩膀上还在往外渗血的两个血洞，没有拆穿他。
王虎拄着一支步枪走过来，走路的姿势一瘸一拐的。他的右大腿外侧被弹片划开了一道口子，皮肉外翻，能看到里面白森森的肌肉纹理。卫生兵给他缝了七针，针脚歪歪扭扭的，像一条蜈蚣趴在腿上。每走一步，伤口就裂开一点，血就会渗出来，但他一步也没有停下。
“营长，我腿伤了，但不耽误开枪。”他说。
张狗儿蹲在一边，手里拿着一块脏兮兮的布，捂着左边脑袋。他的左耳被弹片削掉了半个，只剩下一截肉桩，软骨白森森地露在外面，鲜血顺着手腕往下淌，滴在地上，积了一小滩。赵铁柱看了他一眼，从自己衣服上撕下一块布条扔给他：“包上，别像个娘们似的。”张狗儿接过布条，自己缠了几圈，用力一勒，闷哼一声，脸色惨白，但没有喊疼。
刘湘把全营能战斗的人重新编组。原来的连排建制已经打散了，现在按照还能打的人重新分组。赵铁柱带第一队，负责正面。王虎带第二队，负责侧翼。张狗儿带着警卫排剩下的十几个人做预备队，哪里吃紧就顶上去。
重新编组完成后，刘湘让陈翰文清点弹药。
陈翰文去了。他带着几个还能动的士兵，从一个散兵坑走到另一个散兵坑，从一具尸体翻到另一具尸体，把所有的子弹、手榴弹收集起来。他的动作很慢，因为每走到一个倒下的弟兄面前，他都要停下来，合上那双还睁着的眼睛。
不久，他回来了。他没有说话，把本子递给了刘湘。
刘湘不识字，但他看得懂数字。
本子上写着：步枪弹，九百三十一发。每人平均，不到五发。手榴弹，十七颗。机枪弹，六十三发。
刘湘把本子合上，还给他，没有说话。他靠在战壕的土墙上，闭上眼睛。太阳穴上的血管在突突地跳，脑子里飞速地转着各种念头——坚守，怎么守？撤退，往哪撤？——但他没有让这些情绪挂在脸上。
他睁开眼睛，叫来通讯员：“去后方，向战区司令部求援。就说独立营伤亡过半，弹药将尽，请求立即增援。再不派人来，阵地就保不住了。”
通讯员是个十八岁的小伙子，姓马，四川巴中人。他的左小腿被弹片划了一道口子，走路一瘸一拐的，但还是立正敬了一个歪歪扭扭的军礼，转身跑了。
刘湘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硝烟中，心里清楚，求援希望渺茫。
他蹲下来，靠着战壕的土墙，闭上眼，养了不到一刻钟的神。
通讯员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