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晚笑了一下。“他以前总说，等他死了，不要给他立碑，不要给他种树，不要给他烧纸，不要给他上坟。他说，人死了就死了，什么都不知道了，做什么都没有意义。”
“那你为什么还给他立了碑？”
苏晚沉默了很久。“因为我想有一个地方，可以去看他，去跟他说话。我知道他听不见，但我需要说。说了，心里好受些。不说，憋着，憋着会生病的。”
高铁在傍晚时分到达了那个小城。城不大，只有两条主街，街上的人不多，车也不多，很安静，安静得像一个被时间遗忘了的地方。苏晚站在出站口，看着这座她二十一年没有回来的城市，看了很久。
“变了。”
“哪里变了？”
“哪儿都变了。”她顿了顿，“又哪儿都没变。”
他们打了一辆车，去了城南的那座小山。山不高，但很陡，柏油路修到了半山腰，剩下的路要自己走。苏晚走在前面，李牧走在后面。山路很窄，两侧是密密的柏树，风吹过的时候，沙沙的声音像极了父亲翻笔记本的声音。
墓在半山腰，不大，很朴素，一块灰色的石碑，上面刻着李建国的名字。碑前的柏树已经长得比李牧高了，枝繁叶茂，在夕阳中投下一片浓密的影子。
苏晚站在碑前，没有说话，没有哭，只是站着。站了很久，久到太阳落山，久到天边最后一抹红消失，久到第一颗星星出现在天幕上。
“建国，我回来了。”她的声音很轻，轻得像怕惊醒什么，“二十一年了，终于回来了。不是以逃亡者的身份，是以胜利者的身份。你教出来的学生，你的儿子，做出了你当年想做但没做出来的东西。春芽，你不是给它起过名字吗？在天工的第二本笔记本里，你写下了‘春芽’两个字，后面画了一个问号。你不知道那是什么，但你相信它一定会长出来。现在，它长出来了。”
李牧站在母亲身后，听着她说话，看着父亲的墓碑，想起了一个画面——不是真实的记忆，是母亲描述过的画面：父亲抱着刚出生的他，站在医院的窗前，看着窗外的阳光，说了一句“这小子，以后会有出息的”。他不知道父亲说这句话的时候是什么表情，但他可以想象。父亲不常笑，但他笑的时候，嘴角的弧度很好看；父亲不常说话，但他说话的时候，声音很温暖。那些笑容，那些声音，他已经不记得了。但他知道它们存在过。在母亲的记忆里，在方远山的记忆里，在每一个见过父亲笑容、听过父亲声音的人的记忆里。
下山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山路没有灯，李牧打开手机的手电筒，走在前面，苏晚跟在后面。两个人一前一后，手电筒的光照亮脚下的路。
“李牧。”
“嗯。”
“你以后还会来吗？”
“会。”
“每年都来？”
“每年都来。带着春芽的新版本，带着天工的新代码，带着所有我做出的、你骄傲的东西，来给他看。”
苏晚没有说话。李牧听到身后传来一声轻响，不是哭声，是笑声。母亲在笑。在这个漆黑的、寂静的、只有风声和脚步声的山路上，她忽然笑了。那个笑声很轻很轻，轻到几乎被风吹散，但李牧听到了，而且他知道，父亲也听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