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工·人世间》出版后的第三个月，李牧收到了一封从瑞士寄来的信。信封是那种很厚的、米白色的、带着暗纹的信纸，右上角贴着一枚邮票，邮票上印着瑞士的十字国旗。寄件人那一栏写着一个名字——林婉清。李牧拿着信封在手里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确认自己没有看错。林婉清，那个在波士顿生活了二十一年、把父亲的笔记本锁在银行保险柜里、在他叫她一声“林阿姨”之后哭着说“你长得像你爸”的女人，从瑞士给他寄了一封信。
他拆开信封，里面只有一张信纸，纸很薄，但质地很好，摸上去滑滑的，像丝绸。林婉清的字写得很漂亮，不是那种张扬的、锋利的美，而是内敛的、圆润的、每一个字都端端正正一丝不苟的美。
“李牧：当你读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不在了。不要难过，人总是要走的，我不过是走得早了一点。我这辈子做了很多错事，最大的一件，是在那份知情同意书上签了字。你父亲的死，我有责任。不是法律上的责任——法律不会追究一个签了字的人，甚至不知道那场试验是违法的。但良心上的责任，逃不掉。二十一年了，每一天都在逃，每一天都逃不掉。”
李牧握着信纸的手指开始发抖。林婉清说她有责任。不是法律上的责任，是良心上的责任。二十一年了，她每一天都在逃，每一天都逃不掉。所以他去了美国，去了波士顿，把父亲的笔记本锁进银行保险柜，二十一年不回来。不是不想回来，是不敢回来。每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都会想起父亲，想起那份签了字的知情同意书。她不是不想，是不能。
“我把你父亲的三本笔记本都还给你了。那是他的东西，不是我的。我替你保管了二十一年，现在物归原主。春芽做得很好。你父亲如果活着，会为你骄傲的。不是因为你做出了春芽，是因为你做了一个对的人。做对的事，做对的人。你父亲用一辈子做到的事，你也做到了。”
信的最后一段只有一句话：“林婉清，别了。好好活着。”
李牧把这些信反复看了好几遍，把信纸折好，放回信封。窗外的天很蓝，云很白，风很轻，吹得窗帘簌簌作响。他想起林婉清在朝阳公园南门外那家小茶馆里说的那句话——“你长得像你爸，尤其是眼睛。”想起她在波士顿那栋灰色联排别墅里把三本笔记本从黑色公文包里拿出来时颤抖的手，想起她站在门口目送他离开时那个说不清是笑还是哭的表情。她不是一个坏人，她只是一个做错事的人，一个用了二十一年来后悔的人，一个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写下“好好活着”的人。她走了，父亲在天上等她。他们会说什么？他猜不到，但一定不会是吵架。
苏晚推门进来，手里端着一杯热牛奶。“李牧，谁来的信？”
“林婉清。从瑞士寄来的。她说，她不在了。”
苏晚沉默了很久。她把牛奶放在桌上，在李牧旁边坐下，两个人肩并肩坐着，看着窗外的蓝天白云。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两个人身上，暖洋洋的。
“她走了，也好。活着太苦了，走了就解脱了。你父亲在那边等她，他们有很多话要说。二十一年没见了，够说一阵子的。”
“妈，你不恨她？”
苏晚摇了摇头。“恨过了。恨了二十年，恨不动了。她签字的时候，不知道那场试验会要你父亲的命。她以为只是普通的临床试验，以为你父亲会没事，以为过几年就好了。她也是被骗的。”
李牧想起王建国说过的话——“你父亲欠那个女人的，我也欠她的。”父亲欠林婉清的，不是钱，不是情，是一个解释。为什么拒绝她，为什么选择苏晚，为什么到死都不肯跟她走。父亲没有解释，林婉清也没有问。她只是等，等了二十一年，等到他死了，等到他的儿子叫了她一声“林阿姨”。够了。
林婉清去世的消息没有公开。李牧没有告诉任何人，连沈星河都没有说。这是她最后的心愿，安静地来，安静地走，不让任何人知道，不让任何人送。她不需要葬礼，不需要墓碑，不需要鲜花，不需要眼泪。她只需要一件事——被忘记。不是被遗忘，是被原谅，是被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