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德碑上“雷达”两个字的红漆在夕阳下闪着暗红色的光，第三排第三个格子里的名字像一颗凝固的星光。裸颈鸡们在工地的四个角落里安静地蹲着，脖子上的皮肤微微抽动，感知着夜风每一丝细微的温度变化。鸡王站在碑前，看着那排渐渐丰满的格子，从“沙漠火”到“墨西哥”到“雷达”，第三排已经填了三个。还有更多的格子空着，但今天他不看空的，只看满的。
“后爸，你看这个。”梁小军蹲在功德碑旁边，把平板电脑递过来，屏幕上是一只鸡，不是普通的鸡，它的尾巴太大了。大得不像话，像一把撑开的伞，像一柄倒挂的扇子，像一朵突然炸开的烟花。那只鸡站在草地上，尾巴向两侧展开，形成一个近乎完美的半圆，羽毛层次分明，中心是纯白的，向外渐变成浅灰，最边缘是一圈深黑色的镶边。每一根尾羽都长而弯曲，像被精心修剪过的孔雀翎，但又不像孔雀那样松散，而是紧密地、均匀地、呈放射状排列，像一个用羽毛编织的圆形盾牌。
“这是澳大利亚伞尾鸡。”梁小军念着网页上的介绍，“原产于澳大利亚，尾巴特别发达，展开时呈半圆形，像一把伞。当地人叫它‘australian umbrella tail’。这个品种是经过长期选育的观赏鸡，不以产蛋或肉用为目的，纯粹的观赏品种。它们的尾巴在求偶或者兴奋时会展开，每天黄昏的时候尤其活跃，喜欢对着夕阳开屏。”
鸡王接过平板，盯着那只伞尾鸡看了很久。金色的竖瞳里映出那把白色的、像伞一样撑开的尾巴，瞳孔微微收缩了一下。“好看。”他说。
梁小军眼睛亮了，“后爸，咱们万鸡殿现在能打的、能下蛋的、能治病的、能看门的、能报警的都有了，就缺一个纯粹的——好看的。那种什么都不用做，往那儿一站就是风景的好看。”鸡王把平板还给他，“订机票。去澳大利亚。”
从昆明飞悉尼没有直飞航班。鸡王带着梁小军先飞到广州，从广州转机到悉尼，十多个小时的飞行。澳大利亚在南半球，季节和南非一样，和云南相反。云南正是初夏，悉尼却是深秋。鸡王从机场出来，一股带着海水咸味的凉风迎面扑来，他深吸了一口气——这里的空气和玉龙雪山完全不同，没有松脂和冰雪的冷冽，只有桉树和海风混合的、微微发苦的清香。悉尼往西开车几个小时，翻过蓝山山脉，就进入了一片连绵的丘陵地带。这里的气候凉爽干燥，有大片的牧场和桉树林。伞尾鸡的养殖场在奥兰治镇附近的一个山谷里，主人是一对老夫妻，丈夫叫格雷厄姆，妻子叫玛格丽特，都七十多岁了，养了四十多年伞尾鸡。
格雷厄姆带着鸡王参观了鸡舍——不是标准化封闭式鸡舍，是半开放式的，鸡可以在草地上自由活动。几只伞尾鸡正在草地上散步，尾巴拖在身后，像一把把收拢的伞。格雷厄姆指着其中一只最大的公鸡，“它叫‘国王’，是我最好的种鸡。你看它的尾巴，展开的时候直径能超过一米。”格雷厄姆吹了一声口哨，“国王”抬起头，歪着脖子看了看格雷厄姆，然后慢慢地将尾巴展开了。
那不是一个动作，是一个仪式。它的尾羽从收拢状态开始向外扩张，一根一根地，像一朵花在延时摄影中慢慢绽放。翅膀微微张开，胸脯挺起，脖子伸直，整个身体像一把拉满的弓。尾巴完全展开的那一刻，鸡王听到梁小军倒吸了一口凉气。那是他见过的最大、最圆、最完美的鸡尾。直径超过一米，每一根尾羽都呈弧形向外辐射，边缘的黑色镶边在阳光下闪着金属般的光泽。它站在那里，像一件被陈列在博物馆里的艺术品。
“多少钱？”鸡王问。格雷厄姆报价：种鸡一对，公鸡加母鸡，四百澳元，折合人民币不到两千块。鸡王挑了五对，十只鸡，装进航空箱，花了将近两万块人民币，又办了出口检疫手续。格雷厄姆送他们走的时候，把那只叫“国王”的公鸡塞进了最前面的航空箱，说了一句：“照顾好它，它是最好的。”
回到工地，鸡王没有把伞尾鸡放进万鸡殿二期，也没有放进保温棚或沙漠暖棚。他让老刘在万鸡殿门口那块迎宾区的上方搭了一个高台，用钢管和木板搭的，离地面两米高。高台的面积不大，也就三四平方米，铺着细沙和白色石子，四周用低矮的木栅栏围着，顶上搭了一个遮雨棚，防雨不防晒。从高台上可以俯瞰整个迎宾区、功德碑、售票亭，还有远处那条蜿蜒的游客队伍。鸡王站在高台下，仰头看着那个平台。“这里，是万鸡殿最高的地方。日落的时候，夕阳从雪山那边照过来，刚好能打在它们的尾巴上。”老刘仰头看了看，又看了看西边的玉龙雪山，点了点头，“梁总，这个位置好。游客一进大门，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它们。”
十只伞尾鸡从航空箱里走出来，站上高台。它们歪着脖子打量着这个陌生的、高高的、能看到很远很远的地方的世界。它们看到了雪山，看到了菜地，看到了发酵池，看到了活动板房，看到了塔吊，看到了挖掘机，看到了那些在工地上忙碌的工人，看到了那些在功德碑前拍照的游客。那只叫“国王”的公鸡，蹲在高台的最边缘俯瞰着这一切。它的尾巴没有展开，收拢着拖在身后，像一把收好的伞。但它的姿态异乎寻常的挺拔，胸脯挺得高高的，脖子伸得直直的，像一个站在城墙上巡视疆土的将军。
太阳开始西沉了。玉龙雪山的山顶被晚霞染成了粉红色，云层像被点燃了一样，从金色到橙色到紫色到深红，一层一层地渐变。高台上十只伞尾鸡同时站了起来，不是一只接一只，是同时。它们转向西边面对着雪山面对着夕阳，将尾巴慢慢地、缓缓地、像花朵在延时摄影中绽放一样，一根羽毛一根羽毛地展开了。
“国王”的尾巴最先完全展开，然后是其他九只。十把伞，十面圆形的盾牌，十朵在夕阳中绽放的花，排成一排，齐齐地面朝雪山。尾巴上的羽毛在夕阳的照射下，不再是纯白和浅灰，而是镀上了一层金色的、温暖的、像熔化的琥珀一样的光。白色的羽毛变成了金色，浅灰色的羽毛变成了紫色，黑色的镶边变成了深红色，像一圈燃烧的火焰。
游客们炸了锅。快门声响成一片，手机举得密密麻麻。有人喊“太美了”，有人喊“比孔雀还漂亮”，有人喊“这是什么鸡我要买一只”。梁小军蹲在高台下面，仰头看着那十只伞尾鸡，眼眶湿了。他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美，美得让人想哭。鸡王站在功德碑旁边，双手插在裤兜里，仰头看着高台上那十只在夕阳中绽放的伞尾鸡，金色的竖瞳里映出那片绚烂的、像烟花一样的光芒。他的嘴角微微上扬，没有说话。
从那天起，每天黄昏就成了万鸡殿最热闹的时刻。游客们掐着点来，四点半就开始在迎宾区占位置，有的人扛着三脚架，有的人带着反光板，有的人甚至带了梯子。五点刚到太阳开始西沉，高台上的伞尾鸡准时开屏。十把伞齐齐展开，面朝雪山，配合着晚霞的颜色从金色变成紫色变成红色，像一场每天上演的、永不重复的灯光秀。有人把伞尾鸡开屏的视频发到抖音上，配了一首舒缓的钢琴曲，标题写“玉龙雪山脚下的日落鸡舞”。视频播放量三天破了千万，评论区里有人说“这是我看过最美的日落”，有人说“这鸡的尾巴是画上去的吧”，有人说“我一定要去一次”。导游们开始把万鸡殿列入旅游行程。每天傍晚，好几辆旅游大巴停在工地门口，游客们举着小旗子跟着导游浩浩荡荡地涌进来，直奔迎宾区的高台。老刘不得不在迎宾区拉起了排队线，分批放人。
花姐从“元老院”的台阶上抬起头，歪着脖子看着高台上那些在夕阳中绽放的伞尾鸡，浑浊的眼睛里映着那片金色的光。它看了很久，然后低下头，把脑袋缩进翅膀里，打了一个盹。黑旋风站在围墙边，红色披风在晚风中飘动，深黄色的眼睛也看着高台。它看不懂美，但它看得懂秩序。那些伞尾鸡每天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同一姿态，比任何一班巡逻都准时。这是纪律。铁头蹲在墙头上，断了一根脚趾的左腿收在腹下，三条腿撑住身体，深黄色的眼睛半闭着。它对美没兴趣，但只要有人聚集，它就本能地保持警觉，像一位退休的老将军坐在看台上，既欣赏表演又警惕危险。
当地报纸的记者来采访，问鸡王：“您是怎么想到引进这种鸡的？是为了吸引游客吗？”鸡王蹲在高台下面，仰头看着那十只在夕阳中开屏的伞尾鸡，金色的竖瞳里映出那片绚烂的光。“万鸡殿的鸡，有的能打，有的能下蛋，有的能治病，有的能看门，有的能报警。但鸡不只是有用的，鸡也可以很美。美，也是鸡的一部分。”记者在本子上飞快地记着，又问：“那您最喜欢哪一只？”鸡王没有说话，伸出手指向高台最左边的那只公鸡——“国王”。那只公鸡正对着夕阳张开尾巴，白色的羽毛被晚霞染成了金色，边缘的黑色镶边变成了深红色，像一圈正在燃烧的火焰。
梁小军蹲在旁边，手里举着手机正在直播。直播间里几万人在看，弹幕刷得飞快，“太美了”“这真的是鸡吗”“我要去云南”。梁小军对着镜头喊了一句，“万鸡殿伞尾鸡，每天黄昏准时开屏。想看的朋友，欢迎来玉龙雪山脚下。”弹幕又炸了。
鸡王蹲在功德碑前，用凿子和锤子在第三排第四个格子里刻下了“伞尾”两个字。描红，红色在青石上格外醒目，和“沙漠火”“墨西哥”“雷达”并排蹲着。他站起来看着那块越来越丰满的石碑，金色的竖瞳里映出那些红色的名字，每一个名字都是一条从远方到万鸡殿的路。澳大利亚的伞尾鸡，经过漫长的飞行，终于站在了万鸡殿最高的地方，每天对着雪山、对着夕阳、对着那些从远方赶来的人们，打开那把比孔雀还圆的尾巴。
伞尾鸡尾巴展开像孔雀，但更圆。梁总把它们放在万鸡殿最高处，每天黄昏开屏，配合晚霞，成为工地一景。游客专门来拍照。